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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速汽車補漆騙局,汽車劃痕修補漆騙局

    當地《南陽日報》報道所稱的水氫汽車“只需加水即可行駛”,是引發質疑的關鍵,這一違反基本常識的報道描述,讓人們不由聯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水變油”鬧劇。之后,南陽市政府新聞發布會和青年汽車負責人均稱,此報道夸大失實,水氫汽車實為“車載水解即時制氫氫能源汽車”,除了加水外,還需加入鋁粉和催化劑,生成氫氣,進而產生電能驅動汽車行駛。

    鋁粉與水反應能生成氫氣,汽車劃痕修補漆騙局,這符合化學原理。目前市場上的水氫汽車,都是直接注入氫氣燃料,“青年汽車”公司將整個制造氫氣的過程都放進了汽車里,似乎有所創新,但絕不是“水變油”這種違反物理定律的神奇轉化。而在調查中,人們逐漸發現,即使是這種并不神奇的技術,“青年汽車”公司是否掌握也并不確定,采訪中一旦問到技術和原理問題,負責人就以保密為由三緘其口。

    那么,當一個關于科技創新的描述出現時,如果其中出現了似乎違反常識的描述,我們應當如何去判斷它呢?它究竟代表了人類在新的知識領域的拓展,還是有人精心籌劃的騙局?

    當然,科學進步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所以當他們失敗,無法成功給出自己許諾的成果時,需要理解他們。但是,科學技術創新的必要試錯與“騙局”完全不同。

    科學技術史上,的確未曾缺少過奇怪創新,人們為什么會相信它們?其中有多少是最終成為被認可的科學技術?科技進步的必要試錯與“騙局”有什么不同?本文作者是一位科學技術史博士生,他梳理了科技進步的必要試錯與“騙局”的三個本質不同。

    技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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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打破科學基礎原理嗎?

    當我們在水氫車的報道中看到“只需要加水就能行駛”這一描述時,具備初中以上物理常識的讀者可以很明顯發現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它違反了能量守恒原理,能量不可能憑空產生,如果有人不了解能量守恒原理,那么了解的人也可以用比喻的方式去講解這一原理。

    可能有人要問了,理論不是在不斷進步嗎?為什么基礎原理就不能被打破?這里的回答是,基礎理論確實有可能被打破,但理論上的創新,跟技術發明的創新,是由不同的人來做的。

    白色等素色漆為非金屬漆,后者的價格比較便宜;我們來估計全車噴漆一部車的成本,油漆工控制得好的話一般金屬漆料(如杜邦漆)的成本在1200-1600元左右,另外加工時費,各地廠家的收費不一樣,高檔車如奧迪要6000元以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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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特(James Watt,1736年1月19日 — 1819年8月25日)英國發明家,1776年制造出第一臺有實用價值的蒸汽機。圖為倫敦科學博物館內的詹姆斯·瓦特的工作室。

    我們不會認為身為技術發明家的瓦特、愛迪生能夠做理論家牛頓、愛因斯坦的工作,也不會認為身處汽車能源、氫氣制備等具體技術領域的專家會像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理論物理學家那樣去重建物質深層結構模型。

    科學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取得今天的影響力,就在于它是高度分工的,各司其職的。一些人負責理論,提供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而另一些人在這個框架指導下進行實用技術更新。如果有人宣布,自己的某個發明,不但做出了天才般的實用技術創新,還打破了科學基礎原理,那么很明顯,他其實沒有得到科學界任何一方的認可。

    歷史上最明顯的類似案例,就是關于永動機的發明了。實際上,80年代“水變油”的案例,也是一種變相的永動機。

    郭正誼主編《揭穿涉資億元的“水變油”大騙局》(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6年)書封。

    永動機是一類所謂不需外界輸入能源、能量或在僅有一個熱源的條件下便能夠不斷運動并且對外做功的機械。不用能源就能自動工作,這顯然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誘人的發明。

    中世紀的時候,歐洲人就已經開始造永動機了,13世紀時,法國人亨內考造出過一個輪式永動機,輪子中央有一個轉動軸,輪子邊緣安裝著12個可活動的短桿,每個短桿的一端裝有一個鐵球。發明者試圖通過輪子轉動時,左右兩邊的力矩差自動調節,來讓輪子永遠轉動,但是這一嘗試失敗了。

    之后的幾個世紀里,類似的永動機發明層出不窮,并且隨著新的技術不斷翻新,除了利用輪子外,還有利用浮力、毛細作用、電磁力等各種方法做的永動機,然而無一成功。

    隨著基礎科學的發展,理論學家們開始論證,為什么永動機是不可能制造的,19世紀中葉,科學家們在大量實踐檢驗和理論計算基礎上,得出了能量守恒定律,指出能量在自然界的轉化和傳遞過程中總和不變,不可能憑空生成和消失。基礎科學限定了永動機這一技術發明的天花板,只要這一基礎理論不被打破,永動機是不可能造出來的,西方各國的專利局紛紛開始停止審查關于永動機的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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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要證明哥德巴赫猜想,致力于永動機的發明,或者把推翻相對論作為目標——如此眾多的民間科學愛好者是如何形成的?他們的行為方式和心理動機又有哪些共性?

    在無數制造永動機的案例中,一些騙子則利用人們相信永動機的心理,聲稱自己造出了永動機,實際上是用作弊的方式驅動機器運行。如1714年德國人奧爾菲留斯聲稱自己造出了一臺每分鐘轉60圈,能自動提物的機器輪,名噪一時,他的機器通過了許多檢驗,靠展覽獲得大量金錢,還和俄國沙皇彼得一世達成了購買協議,事后真相終于曝光,自動輪是靠房間夾墻的女仆用繩子牽轉的,這是一個騙局。

    而中國80年代“水變油”事件的主角王洪成,也制造過一個永動機,驅動家中的洗衣機和電扇,后來被證明是用了暗藏的電池和電線供電。

    如果說,在能量守恒定律誕生之前,技術工匠們制造永動機的努力,還是在用實際案例探尋各種可能,那么在定律誕生并被驗證多年之后,還在進行的嘗試,就只可能是以下其中之一了:制作者缺乏基本的理論基礎,這是一個騙局,或者,制造人只是想做一個藝術品。

    科學技術領域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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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避開“同行評議”而孤芳自賞

    在水氫車事件中,相關企業負責人承認,他們的技術并未經過專家評審和論證。這是他們的技術難以被信任的重要依據。

    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技術應用,每一個所謂的科技創新,一定是可以劃歸到某個大的學術領域的,在這個領域,有無數的專家學者,都在進行相關的研究,他們做的雖然不是同一個創新發明,但是他們一定能夠看懂關于這個創新發明的論文,了解它的前因后果和技術細節,就其中的問題提出質疑。而科技創新需要通過這種同行評議和論證,才有獲得應用的資格。

    反過來講,如果一個發明的原理,除了發明者本人以外沒人能看懂,沒有其他人承認,是屬于他的“獨門秘籍”,這種成果對于科學研究是沒有意義的。

    早期蒸汽公共汽車(斯瓦底·嘉內制造)。

    普通讀者想要了解一個技術是否獲得了同行評議的認可,雖然有一定門檻,但還是可以做到的,最簡單的方法是去期刊數據庫查看發明者關于這一發明的論文。此外,發明者是否獲得某個學位,是否隸屬于某正式的科研機構,是否獲得過有影響力的科研獎項,都是對其科研資格的證明。

    很顯然,如果一名沒有學歷的民間科學家聲稱自己發現了超光速的方法,是很可疑的,而2011-2012年,全球頂級物理學家通過無數論文和論壇進行國際交流,討論中微子是否有超光速現象,其流程顯然更為可信。

    實際上,我們所形成的這種印象,往往是由于各種歷史原因,接受的科學史教育信息不夠,過于簡化而造成。在講述歷史時,一個與眾不同的,孤獨奮戰的先驅者形象更加容易被記住和傳播,也更容易被塑造成一位英雄。但是,隨著資訊和媒介越來越發達,所能查閱到的歷史信息越來越多,我們會發現,即使是那些過去被認為是非常孤獨的先行者,其成果也是經過同行討論和檢驗誕生的。

    哥白尼(波蘭語:Nikolaj Kopernik,1473年2月19日—1543年5月24日),文藝復興時期的波蘭天文學家、數學家。

    以哥白尼為例,日心說并不是他第一個提出的,早在古希臘時期,當時的多種宇宙模型中,就有哲學家阿里斯塔克和赫拉克里特所談論的日心說,是這一學說后來被更為流行的日心說壓制了,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再到哥白尼的時代,日心說一直在流轉發展,這些都記錄在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序言中,而哥白尼所謂提出日心說,指的是他第一個給出日心說的嚴格數學模型和證明,在這個過程中,他作為一名優秀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也和無數的同行進行過交流。

    同樣,人們常津津樂道,關于愛因斯坦提出狹義相對論時是一名專利局職員的事跡,然而愛因斯坦一直受到的是正式的大學物理學、哲學教育,并且一直和他的老師們有著聯系和溝通,其所研究的狹義相對論也是為了解決當時許多科學家討論的熱點問題。

    科學界的同行評議,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對于職稱和論文機制流程的生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對科研產生的不利影響,但它可貴之處在于,為科研成果的真實有效性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科學技術領域的成果。

    擔心被偷,但也得他人可重復

    在水氫汽車事件中,相關企業負責人每次談到技術細節,就以保密為由,避而不談。造成的一個后果是,由于科研領域的其他人無法了解他是怎么做的,不了解添加的所謂鋁合金粉和催化劑的成分、比例,那么就無法重復這個實驗。

    而如果這些細節能夠公開,別人依據其數據,在自己的實驗場所里,同樣能夠高效率地在汽車內部生成氫氣,驅動汽車行駛,那么這項技術的可信性會大大提高。負責人所擔心的保密問題,可以由完善的專利制度來解決。

    新舊世紀之交的科普譯著《人們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作者: [美]邁克兒·舍默;譯者: 盧明君;版本: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書封。

    重復性是當代科學研究和科學實驗的基石,一項研究,只有你自己做實驗時能夠成功,而別人在相同條件下實驗,無法得到相同結果,那么這項研究成果就是可疑的。因為這種成果只和你自己綁定,無法復制,也無法應用推廣。

    以這兩年國內比較著名的兩起生物學術案例為例子,2016年,河北科技大學副教授韓春雨在《Nature》上發表論文,聲稱自己發明了一種新的基因剪輯技術,論文發表后,引起國內外強烈關注,被譽為諾貝爾獎級別的成果,然而此后不久,許多生物學家表示,使用韓春雨公布的數據和方法,無法得到相同成果,最終,他的論文被《Nature》撤回。雖然韓春雨做了多方解釋,如他人做實驗時,樣本可能被污染了等等,但是重復性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他的成果就不能被承認。

    而2018年,沸沸揚揚的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宣布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雖然影響力極大,國內外媒體和生物學家們討論極多,但是很少有人討論可重復性的問題,因為賀建奎所使用的技術,被認為是一種成熟的基因剪輯技術,這個技術應用在人體上的可行性是沒有爭議的,有爭議的只是生物倫理問題。雖然事后證明,賀建奎這個試驗在技術上也并不成功,但這已經不是討論的重點了。

    科學研究之所以有別于過去的小作坊、閉門造車,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就在于它是一項全人類的事業,在一個地方有效果的技術發明,換在其他國家、文化、地理領域,也同樣是有效的,那么這項技術發明才是可以信賴的。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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