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9日，戈恩在日本東京羽田機場被捕。

現年65歲的戈恩是日本乃至國際上最有名望的商界領導人之一，他一手促成雷諾-日產-三菱聯盟并擔任聯盟主席，還一度同時擔任日產和三菱董事長及雷諾CEO。《金融時報》指出，對密切觀察戈恩和他領導力的人來說，一個如此細致、如此長久地管理著他曾經挽救于危難的汽車帝國的人被如此巨大的“陰謀”打了個措手不及，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用戈恩自己的話來說，他完全被“伏擊”了。

雷諾-日產聯盟首席執行官Carlos·戈恩最近在2013年法蘭克福車展上表達了對未來電動汽車的樂觀信心，并再次強調了2020年銷售150萬輛電動汽車的目標。雷諾-日產聯盟首席執行官Carlos·戈恩對于特雷納爾特-尼桑亞寧來說，150萬輛是一。

2019年4月，戈恩離開東京拘留所。

戈恩面臨了4項涉及財務不當行為的刑事指控。在被捕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歷經了多次保釋被拒的戈恩，最終在先后支付了1.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9600萬元）后成功被保釋。但他仍失去諸多自由——他可以見到自己的孩子，但不能見第二任妻子卡羅爾；離開位于東京的高級公寓時，戈恩會受到三方的跟蹤：警察、檢察官和一名據信由日產雇傭的私人偵探。

2018年，倫敦，戈恩前往一場新聞發布會的路上。

與此同時，曾被戈恩從破產中解救出來的日產，日子也并不好過。一年多來，日產的核心仍然處于真空狀態，股價下跌近30％，戈恩的繼任者西川廣人被曝收取了超額報酬，遭到免職。長期以來由于戈恩對公司的控制而受到壓制的內部競爭，也在尋找新CEO的過程中一并爆發。

日本法院原定2020年4月開庭審理戈恩一案。但就在新年前夕，本該在戒備森嚴的東京住所靜待新年的戈恩，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了萬里之外的黎巴嫩，一時間震驚世界。

關于戈恩的“逃跑計劃”，輿論場上眾說紛紜。從最初的藏身樂器盒中被偷運出住所，到各國特工上演“碟中諜”，個中離奇細節無不為人所津津樂道，但其真實性遠未被證實。目前已知的是，戈恩的這一“逃跑計劃”已策劃了數月，而其中細節，或將有待戈恩在當地時間1月8日下午3點（北京時間晚上9點），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最終揭曉。

是什么讓戈恩從日產的“救世主”變成了企業欲除之而后快的“罪人”？又是什么，促使戈恩不等日本司法體系的審判就涉險在新年前夕上演驚心動魄的大逃亡？回顧戈恩在日產近二十年的風雨起伏，從一手打造汽車“帝國”到痛失一切，或許能在戈恩的新聞發布會之前，了解他即將講述的故事的背景概要。

“外來者”戈恩

過去近20年的時間里，戈恩試圖演繹著外來者的“神話”故事——一個外來者，是否真的可以成為一家日本企業的一部分？

據《金融時報》報道，戈恩是日本國內為數不多的真正受到贊揚的外國CEO之一。21世紀初日本經濟陷入停滯時，東京書店用整塊區域擺放著介紹戈恩可能向日本日漸衰落的商業文化發射“魔彈”的書籍。

企業回猛士科技量產車將在2023年開始面向市場投放，并有序打造新銳先鋒、重裝堡壘、越野輕騎等獨具魅力的豪華電動越野產品，目前尚未面世。2022年7月28日首款工程樣車已下線。猛士概念車M-Terrain，秉承“雄魂”的設計理念，從“東方醒獅”吸取靈感，。

戈恩在日產“最美好的時代”。2001年，他將這家瀕臨破產的公司轉虧為盈。

雄心勃勃的戈恩出生于巴西的一個黎巴嫩移民家庭，6歲起在黎巴嫩接受教育，后赴著名的巴黎理工學院學習工程技術。

戈恩在米其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并于1996年被法國汽車制造商雷諾挖走。在那里，他因一場徹底改變了這家公司的重組而成為眾所周知的“成本殺手”。

3年后，雷諾將日產從瀕臨破產的邊緣拯救出來，并獲得了這家日本同行43%的表決股權（voting stake）。這是在日本經濟低迷時期達成的一項歷史性交易。時任雷諾副總裁的戈恩被派往東京。許多日產員工被這個外來者的個人魅力迷住了。

“他演講的力量令人驚嘆。我認為，如果沒有他這樣的人，日產就無法改變。”在慶應大學編寫的關于雷諾-日產聯盟的口述史中，后來成為公司首席運營官的志賀俊之回憶起1998年協議達成之前的一次訪問中聽到戈恩的演講。

1999年6月，戈恩被任命為日產首席運營官，僅僅4個月后，著名的“日產復興計劃”面世。該計劃在一年內成功使陷入困境的日產扭虧為盈，因此廣受贊譽。

當時，戈恩果敢的措施幾乎打破了日本的所有禁忌——關閉五家工廠、裁員2.1萬人，還砍掉了了支撐日本戰后經濟增長的 “經連會”（keiretsu）體系。該體系是將銀行、廠商、供應者、發行者與日本政府連結在一起的一個復雜關系網。

在戈恩抵達日本6個月后， Yorozu成為日產的關鍵汽車零部件供應商。“許多供應商消失了，包括我的許多朋友。但幸存下來的零部件制造商現在相當有競爭力。”Yorozu的CEO志藤昭彥說。

“當時我的心情很復雜，但戈恩的成就非同尋常。”志藤昭彥告訴《金融時報》，戈恩受到財務不當行為的指控并未改變他的評價。

2018年10月，戈恩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車展上。

即使是戈恩最猛烈的批評者也承認，戈恩具有取得成果的能力，他對業績和數字目標的專注度極高。前日產高管鈴木（Yutaka Suzuki）說：“（公司）最初取得V型復蘇并非因為他是外國人，而是因為他是卡洛斯·戈恩。”在戈恩2001年出任日產CEO之前，鈴木曾被認為是該職務的繼承者。

《金融時報》稱，戈恩過去很少發脾氣。“他不喜歡沖突，不想強迫人們做事。”一名與戈恩共事過的人說，如果他對下屬的表現感到失望，他會給他們一個機會解釋原因，并提出解決方案。“他是一個優秀的傾聽者。”

當時的戈恩身著工廠夾克、不合身的西裝、戴著古怪的眼鏡，這與近年來戈恩出現在公眾面前的形象非常不同。與戈恩一起工作過的人向《金融時報》描述稱，他是一個與員工、供應商、經銷商和工廠直接交談的老板，他的管理風格是開放和透明的。

作為四個孩子的父親，戈恩會在一個小時內回復家人的短信。他的綽號是“7-11”——他說自己的工作時間“從黎明開始，到日落后很久才結束”。

戈恩的行動力曾經帶動他周圍的人。一位前日產高管回憶道：“在那些日子里，他有一種技巧，幾乎能讓你覺得自己可以做到不可能的事情。”而相對的，他也要求他的員工像他一樣“四海為家”，日產一位歐洲總監曾被告知需要在次周移居日本。

“再造者”戈恩

但誰也不知道，情況在哪一刻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

“當他被派到日產時，尋求適當的報酬是完全自然的，但他似乎已經越過了界限，自那以后出現了各種問題。”鈴木說。

2005年出現了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戈恩被任命為雷諾的CEO，日產戈恩事件前因后果，他同時掌管著兩家跨越8個時區的大型企業，權力集中的局面開始形成。后來日產高管聲稱，這造成了公司治理標準的明顯缺陷。

漸漸地，戈恩在巴黎的職責有所增加，再加上所涉角色的政治復雜性，他在日本，特別是在企業下游區域的時間有所減少。

與此同時，戈恩的權力達到了頂峰，他掌管著2000億美元的資產，他開始稱自己為日產的“再造者”。

雷諾前首席運營官帕特里克·佩拉塔（Patrick Pélata）說：“從1999年到2005年，卡洛斯·戈恩是一位更有協作精神的老板，不斷拜訪工廠車間、與員工交談。”2012年離開雷諾的佩拉塔現在是一名汽車業顧問，他補充說，“然而作為一名老板，多年來他發生了巨大變化……他變得更加專制，告訴人們他不想看到問題。”

熟悉戈恩想法的人們堅持認為，他并沒有被自己最終扮演的四個角色壓垮：日產和三菱董事長、雷諾公司CEO和三家車企聯盟的負責人。他們補充說，他的管理風格變化是必要性和時間有限導致的，并非管理理念或方法的根本轉變。

戈恩的職責不斷增加，他不再參加與日產主要經銷商的年度會議，這些經銷商變得越來越沮喪。該公司在日本的排名從僅次于豐田的第二位跌至第五位。 2016年春天，經銷商要求戈恩提供“問答時間”，就日產日漸低迷的業績對他進行“盤問”。

日產在日本的一家大型經銷商的負責人說：“以前我們有一種感覺，他會傾聽我們在現場發出的聲音，一起管理公司，但那種團結的感覺已經消失了。”

然而，也有人看到了這位日產前老板無限風光背后的無奈。戈恩大學時的朋友、經濟學家讓-馬克·達尼埃爾（Jean-Marc Daniel）表示，盡管戈恩手握大權，但他一直在與一種“排斥感”和“歸屬感”作斗爭，在法國和日本都是如此。“他總是在真正的‘圈子’之外。”達尼埃爾說，“他覺得自己必須保護自己、積累財富、變得更加權威，結果反而使他更加孤立。”

戈恩最喜歡的事情莫過于與國家元首一起舉行新聞發布會。他掌握至少五種語言，有著文化熔爐式的成長經歷。不論是在美國的汽車廠還是中東的宮殿，文化上的靈活性使他能夠融入任何環境。“在某種程度上，他既來自所有國家，又不屬于任何國家。”一位經常與戈恩出行的前主管說。

根據《金融時報》對日產運作模式的調查，企業內部很少有人公開批評戈恩，因為人們擔心，在“任何人都不能提出異議或說‘不’的企業文化中”，他們會遭到報復。“部分問題源于（日產的）高管放松了警惕，不敢公開反對戈恩。”鈴木表示，“這創造了一種自滿的環境，讓戈恩覺得自己可以逃脫任何懲罰。”

“貪婪者”戈恩

2016年秋，戈恩在金碧輝煌的法國凡爾賽宮為他和第二任妻子、50歲的卡羅爾舉辦了一場奢華的婚禮派對。三年后，日產和雷諾都以這場派對為焦點下令開展更廣泛的調查，他們想要查清，兩家企業提供的服務、產業和其他支出，是否最終只讓戈恩及其家人受益。

《金融時報》稱，通過日產的非合并子公司，戈恩在貝魯特、里約熱內盧和巴黎購買的公司住宅支出近2000萬美元。正是這些資產在2018年初引發了日產一小群高管的秘密調查，當時戈恩正宣布，他希望讓日產與雷諾之間的聯盟“不可逆轉”。

戈恩的代表稱，所有這些費用都得到了授權，并與合法的商業目的掛鉤，他的家人認為，這些住宅是日產批準購買的公司住宅。

在將三菱公司納入聯盟的兩年之內，戈恩已成為該行業薪酬最高的高管之一。在2017-18財年，他獲得了總計1700萬美元的薪酬，在拒絕了競爭對手通用汽車兩倍薪酬的工作邀請之后，戈恩越發認為自己的薪酬是合理的。日本上市公司中唯一一位當年收入更高的CEO是索尼前掌門人平井一夫，他的年收入為2500萬美元。

就在戈恩被捕前幾個月，英國《金融時報》問他是否曾想過自己的薪酬過高，他笑道：“沒有任何一名CEO會說‘我的薪酬過高了’。這不是我能決定的，董事會在這件事上擁有最高權力。”

與他共事近十年的雷諾前同事說，“有一件事從未改變，那就是他與金錢的關系。 他一直認為這是衡量成功的標準。”

戈恩的薪酬，以及他退休后本應得到的數千萬美元，成為了導致他遭受指控的核心。

目前，戈恩在日本面臨漏報巨額收入、向日產轉嫁個人投資損失等4項指控。

可能是最具破壞性的指控出現在2019年4月。當時日本檢方指控戈恩將日產的500萬美元挪用于與他自己及家人相關的公司。盡管他們沒有指明涉及哪些企業，但《金融時報》指出，一項內部調查發現，在2011年至2018年期間，阿曼經銷商 Suhail Bahwan Automobiles（SBA）收到了約3500萬美元的付款。知情人士透露，其中一部分資金據稱投資于戈恩兒子部分擁有的一家公司，或用于購買他妻子擁有的一家公司的豪華游艇。

雷諾派出旗下重磅人物， 45歲的卡洛斯-戈恩 ，出任 日產 汽車 CEO 。要知道，戈恩在入主日產之前，就已經在商場戰功顯赫。他被全球商界譽為“成本殺手”“商業鬼才”。

戈恩堅稱，支付給SBA的薪酬是“合法的銷售和營銷獎金，以及激勵性薪酬”，且都已經過數名日產高管的全面審查和批準。戈恩否認這筆錢是為自己或家人的利益而轉移的。

戈恩陣營將他的被捕與受指控歸咎于一個“惡毒的陰謀”——政府和企業共謀，讓戈恩和他的日產-雷諾合并計劃成為犧牲品。“所有的一切都是密謀、陰謀和構陷的產物。”去年4月4日戈恩第四次被捕，他在此前一天錄制的視頻中如是說道。當日，戈恩曾發布推文稱將召開一場新聞發布會，以“告訴大家事實真相”。

在這段為防止意外而提前錄制的視頻中，戈恩曾提及多位“只考慮自身利益揭發了他”的日產高管的名字。不過，在最終向公眾發布的視頻中，“陰謀”策劃者的姓名被隱去了。

2016年在日產橫濱總部的一場活動中，戈恩指定西川廣人（Hiroto Saikawa）擔任日產的聯合CEO。戈恩相信，自己安排了一個在任何情況下都會保持忠誠的助手。但到了2018年夏天，明顯的不和諧跡象開始顯現。

一方面，集團的業績下滑，作為核心的美國市場尤甚，西川廣人開始與戈恩雄心勃勃的“新日產”規劃保持距離。另一方面，從2018年初開始，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戈恩一直在推動雷諾與日產更深層次的一體化。但包括西川廣人在內的日產高管一再強調，這家日本企業還沒有準備好進行全面合并，他們擔心法國方面其實打算“全盤接管”日產，他們希望改變日產只持有雷諾15%無投票權股份的結構。

日產當時的法律部門負責人哈里·納達是參與上述核心討論的人士之一，他也是深受戈恩信任的副手。但納達組建了一個秘密小組，調查戈恩的財務交易，并于2018年夏季與東京檢察官達成辯訴交易，提供關鍵信息以幫助后者對戈恩提起訴訟。

在戈恩的支持者看來，戈恩一案的根源在于日本政府、檢察官與日產之間的暗中“非法勾結”。人們擔心，日本司法系統被當作“武器”以打擊外國人并解決公司問題。據《洛杉磯時報》報道，戈恩律師稱，上述勾結的目的是驅逐戈恩、阻止他進一步整合雷諾與日產，這已“威脅到了一家旗艦企業的自主權”。

戈恩的轟然倒臺，讓本已紛爭不斷的雷諾-日產-三菱聯盟幾乎名存實亡。2019年彭博全球汽車制造商指數顯示，日產汽車的股票收益表現排名墊底，而雷諾則位處倒數第二，兩者的股價分別下滑了28%和23%。三菱汽車的情況也并沒有好到哪里去，其股價在2019年年內下挫了24%。

日產在東京附近橫須賀市的工廠。

“逃跑者”戈恩

1999年，日產—雷諾聯盟成立后，戈恩主導重組工作 ，一開始他就組建了 9個跨職能團隊 ，目標是3個月內從研發、組織架構等方面進行回顧，了解自身存在的問題，知道自己的優劣勢，并 提出使日產實現盈利、復興的方案 。這個看。

從最初的被拘押到最終選擇逃跑，戈恩經歷了難熬的13個月。

《洛杉磯時報》報道，東京地方法院第十七刑事法庭大約每月舉行一場審前聽證會，以縮小指控范圍、簡化法律程序、加快審判速度。但事實上，戈恩經歷的預審過程比預計的更長，開庭時間也一拖再拖，抗辯雙方圍繞證據的披露與審查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貓鼠游戲”。

戈恩被捕后所關押的東京拘留所附近。

也許是長時間的等待消磨了耐心，也許是對日本司法公正性的不抱希望，在人們剛剛過完圣誕準備迎接新年的那個周末，戈恩選擇賭一把。

在1月8日召開新聞發布會之前，戈恩本人似乎并不愿意討論關于此次逃跑計劃的更多細節，并稱這是為了“不危及那些曾幫助自己的人”。而最初被媒體形容為此次逃跑計劃“總設計者”的戈恩妻子卡羅爾，也只是斷然地否認了最初那個據稱戈恩是藏身樂器箱中被偷運出東京住所的離奇的故事版本。

不過，通過種種細節幾乎可以確認的是，這是一場經過精心策劃的脫逃。有兩名接近戈恩的消息人士向媒體暗示了這一情況。“從開始到結束，這是一場非常專業的營救行動。”其中一人說，駕駛私人飛機搭載戈恩飛離日本的飛行員甚至都沒有意識到戈恩的存在。

此外，據日本共同社6日報道，戈恩女兒兩三個月前在東京向一位友人透露，“父親即將成為自由人”。這似乎也印證了戈恩的逃離早有預謀的說法。

但據《經濟觀察報》1月3日報道，或許直到這個大膽的出逃計劃正式實施前幾周，戈恩的內心都充滿了斗爭。在去年圣誕節當天，當一大批檢察官、律師和旁聽者聚集在聽證會上時，戈恩意識到一件可怕的事：由于遭到4項嚴重指控，戈恩可能將面臨非常重的判罰——按照日本法律界人士估計，戈恩或面臨長達10年的刑期，并將接受高達26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61.28萬元）的罰款，而這一判罰中還不包括針對向里斯本公司輸送資金的罪名。

此前一天，在律師知情的情況下，戈恩曾與妻子進行了長達1個小時的通話。通話的內容外人不得而知。戈恩的律師團表示，在去年12月25日之后，他們便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委托人。

2019年4月，戈恩于妻子卡羅爾離開位于東京的律師事務所。

直到五天后，戈恩身在黎巴嫩的消息鋪天蓋地地出現在國際媒體上。

根據《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最新的信息披露，戈恩的逃跑路線大致是這樣的——當地時間2019年12月29日下午2點半左右緩緩走出位于東京都港區的高級公寓，步行近一公里后與兩名負責幫助他潛逃的專業人士會面；兩個小時后三人從品川站踏上了前往大阪的新干線列車；三個小時候戈恩在大阪西部的一個車站下車，換乘出租車抵達關西國際機場附近一家高級酒店。隨后，兩名男子攜帶兩個大箱子從酒店離開，戈恩據信就藏在其中一個箱子里。由于安檢掃描儀體積有限，戈恩所藏的箱子根本無法通過安檢，因此他并未受到任何檢查便順利離開了日本。

這是關于戈恩“逃跑計劃”的最新的媒體報道，有部分監控錄像的佐證使得這個故事版本看起來更具可信度。但最終的謎底，或許仍待戈恩在8日的發布會上親自揭曉。與此同時，據美國福克斯商業網（Fox Business）6日報道稱，戈恩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將在發布會上曝出自己被捕的“真相”，并供出企圖陷害他的人的名字，其中包括日本官員。戈恩稱，有人因反對雷諾與日產汽車合并，選擇發動“企業政變”，陷害他、迫使他下臺。

此前，戈恩曾多次試圖在日本召開新聞發布會，但都被日方通過拘捕等方式阻止了。如今，成功逃離日本的戈恩或許最終能夠將他藏在心中一年半的“秘密”一股腦地公之于眾。

然而，無論是關于日本政府與日產聯手“陷害”自己的控訴，還是真實的“逃跑計劃”對日本警視廳、機場、新干線等部門的“打臉”，無疑都不是日本所樂見的。

“某些觀點認為，日本方面或許不太想讓日產的臟水公諸天下，尤其是在東京正籌備2020年夏季奧運會的當口。”《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報道中寫道。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這一事件也“令日本司法體系的黑歷史得到了又一次暴露”。